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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一丹退休接受腾讯独家专访dd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06 00:39:41 阅读: 来源:密封材料厂家

敬一丹退休接受腾讯独家专访

敬一丹接受腾讯专访

腾讯文化 张英 发自北京

2015年4月1日,在《焦点访谈》的周会上,节目组为主持人敬一丹举行了一个小小的退休仪式。选择这一天,是敬一丹的意思——21年前的这一天,《焦点访谈》开播了。与此同时,这一天也是敬一丹的生日。“在我退休的这个时刻,它有双重的感觉,能唤起很多回忆。”敬一丹说。

4月9日,敬一丹造访位于知春路的腾讯希格玛大厦。腾讯文化对她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全国独家专访。在采访中,敬一丹表示,4月27日,她将最后一次主持《焦点访谈》。

退休的心情已经有一两年了

腾讯文化:退休的心情,你酝酿了多久?

敬一丹:其实有这种心情已经很长时间了,差不多一两年吧。那时就开始想,还有一两个春夏秋冬,我就要告别职业生涯了。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告别心理。

后来这种心理就越发强烈了,我经常会倒计时。每次走进演播室,我都会在想,我还有一年,我还有十个月退休。到了2015年,就不是按月了,而是按次了。“这是我倒数第几次主持节目呢?”我经常会有这样的念头,尤其是进入4月以后。知道哪一次主持是最后一次,我特别喜欢以这样一种方式告别职业生涯。我享受着我在这样一个栏目里的最后时光,心里踏实、宁静。

腾讯文化:听说你的退休仪式和《焦点访谈》21岁生日的纪念活动在一起。

敬一丹:在办公室的走廊,我们拿了几张橙红色的纸,打印了“焦点访谈二十一岁生日”几个字,简单地布置了一下。大家准备了鲜花、蛋糕,共庆焦点访谈生日。我们又到了演播室。这个栏目二十年没换过演播室,在中央电视台很少见。我举目一看,《焦点访谈》开播时的元老有三位在,还有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。几代《焦点访谈》人聚集在这儿。

在大屏幕上,同事把我到中央电视台以后主持的节目都列在那儿,从《经济半小时》、《一丹话题》、《焦点访谈》、《东方时空》、港澳回归、《新闻调查》到《感动中国》,等等。这是漫长的一条线,是我到中央电视台27年的一条贯穿线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《焦点访谈》,《焦点访谈》21岁,我和它相伴了20年。当时,我挺感慨的。我说,一个人和一个栏目相伴20年,这足以形成一个人的生活方式。我今天的这个样子,和我20年的生活方式相关,和我20年从事的职业相关。

腾讯文化:听说孙玉胜(中央电视台副台长)也来了。

敬一丹:对,那天他也来到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,和同事迎接4月1日。他回忆:“当时我是在台阶上和敬一丹谈的。我说,你在办《一丹话题》,但是,1993年,还不是办话题的时候,是做深度调查报道的时候。”他回忆,他用这句话来说服我加盟《焦点访谈》。

我的记忆比他更早。我说,有一天你给我打电话,说正在筹备一个栏目,在中央一套《新闻联播》之后的黄金时间播,每天做舆论监督。“央视黄金时间”、“每天”、“舆论监督”……这对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。

那天,年轻的同事听我们讲起当年,像听故事。几代《焦点访谈》人聚集在这个演播室的时候,大家都挺感慨的。我特别感谢同事,营造了这样一个气氛和场合,我真的要告别我的职业生涯了。

有些话题持续讨论了二十年

腾讯文化:目前为止,你做过的节目,达到了你的期待值吗?当初对自己的规划和定位,你觉得实现了多少?

敬一丹:我觉得实现程度比较高的时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,那是《焦点访谈》最具锋芒的时候,创新成为习惯,同事都非常有激情,而且很专业。现在回想,那段时间,在一个很有职业感的群体里,我的职业成就感最强烈。

后面一段时间就相对平稳,有时候很平淡。锐气慢慢减少,也可能是我的年龄慢慢大了,我经常回忆九十年代中后期的《焦点访谈》。一个人经常回忆的时候,肯定是怀念着什么了。

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十年。媒体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,电视受到冲击,不再是当初的第一媒体。我甚至在心里想,这个时候,我能够保持稳定已经很好了。作为一个主持人、一个女主持人、一个年长的女主持人,这也有点挑战性。

腾讯文化:这个时候,甘心吗?

敬一丹:应该怎么说这种感觉呢?还是用几个词来说吧。九十年代中后期是“投入”“满足”,是一种情不自禁,是一种从内心涌起的职业热情。后来就经常是“坚持”。这是有很大区别的。这会影响职业给我带来的满足感。但是职业除了满足感,还有别的呢,比如说责任感,比如要求你不管在什么环境里,都要做得很职业。所以这时候,我会经常用到“坚持”。

再回头看,我最饱满的时候是九十年代中后期。再往前呢?就是我在《一丹话题》和《经济半小时》的时候。那时候我很有热情,好像做节目上了瘾。电视工作这么吸引我,我几乎是倾尽全力了。但是临近退休的时候,回头看我当时的录像,发现这节目怎么做得这么粗糙啊?都不好意思看。当时的电视手段有限,我运用电视手段的能力也有限。我想,我现在有这种眼光,说明就电视的职业化来说,我还是在进步吧。

不过,有一点我对当时的我还是满意的,就是我的《一丹话题》的选题,让我觉得我真没白过。

腾讯文化:为什么?

敬一丹:在1993年和1994年,我也没什么顾忌,谈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价值的话题,比如户籍制度。那时候没有策划一说,也没有制片人制度。作为一个编导、一个主持人,我只谈有感而发的话题。

关注这个现象,是因为当时春节后我坐地铁,看到很多拿着大包小包的民工进城。他们从哪儿来?到哪儿去?我很浅层次地在节目里有感而发了几句。这几句话引发了一个专家的关注。他给我们打电话,说这个话题谈得很有必要,但谈得还不够。我说,那我能请你来谈谈吗?从这儿开始,我进入了这个话题,然后一直持续探讨,从开始关注我们身边漂着的边缘人,到关注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极其复杂的影响……它涉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人。其实最打动我的还是人——凭什么人就被分成两种呢?

有一件事让我很受刺激。专家说,这个世界上,只有三个国家把人分成农村人口和非农人口。我问哪三个国家?他说,中国、朝鲜和贝宁。我当时说,我一定要做这个话题。我就接连做了几期节目,叫《漂着的边缘人》,探讨中国户籍制度。

对一个主持人和一个记者来说,真正有感而发、情不自禁的时候,这个话题肯定是有一定价值的。而且那个时候,我还真有一种遥望的意识——我看到了这些边缘人,我一定要向远处看,还可能有什么。这些边缘人在给我们提出很多课题。其实我当时有这样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,希望能够站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向远处看。当时户籍制度在很多地方是禁区,有意思的是,我那节目居然播出了,没被枪毙,没伤筋动骨。

二十多年以后,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有了进展,而它依然是影响中国几亿人的热门话题。当初选择这个话题是很有价值的。但是,我有点亦喜亦忧的感觉:这一问题还没能解决。

腾讯文化:对于很多类似的问题,你想过要经历漫长的时间,它们才能得到重视和逐渐解决吗?

敬一丹:我没有想到。《一丹话题》的最后三期节目是“关于道德的问号”。1993年、1994年,我们刚刚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,市场秩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,出现了很多过去没见到过的现象,比如坑蒙拐骗、掺杂使假……让人特别迷惑。那时候我就一种感觉:人们的道德怎么了?无解的时候就用问号,所以我一连谈了三期“关于道德的问号”。

我现在回头看这节目形态,依然觉得挺粗糙的,但这个话题还是切中了当时的一个焦点。“关于道德的问号”这一讨论,今天依然延续着。人们依然在为道德叹息,那个问号依然存在着。每当人们在为道德问题叹气的时候,我就在想,中国这个转变的历程还要多久呢?这时候我觉得,记者是能够在自己的某个选题里感受到这种历程的。

腾讯文化:现在对于这个问号,你怎么答?

敬一丹:没有答案,现在还在继续。《一丹话题》是1993年、1994年的栏目,我最想谈的,就是关于户籍制度、关于道德问号的话题。它们延续了二十年,一直到我退休。

我想,户籍问题有一天会解决,而道德的问号也许会一直伴随着我们。不同时期也许会有不同的道德问题。在一些社会变化剧烈的时期,可能它显得更触目惊心一点。

要有韧性,而不是任性

腾讯文化:这个职业带给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?

敬一丹:我特别庆幸干了这一行,而且特别庆幸赶上了一个特别适合做记者的年代,有剧烈变化,有巨大的反差。这样的环境,有很多成全记者的因素。我赶上了,真是就赶上了,特别幸运。

对我自己来说,我享受到这个职业的什么?我经常有一种感觉: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,你能够触摸到时代的脉搏。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,这个人就会处于一种很有活力、很兴奋的状态。

其实我有很大可能当老师的。我小时候刚知道什么叫理想的时候,第一个理想就是当老师。后来我以广播学院教师身份到中央电视台实践,发现这种未知、新鲜对我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吸引,它好像把我内心的东西唤醒了。我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大悲大喜和兴奋的人,所以我很在意我能被唤起的这种状态,我觉得,我一定要遵从我的内心。

我挺庆幸我做了这个选择。我做这个工作有极大的满足感,觉得它有趣、有吸引力,这是支撑一个人职业最内在的动力了。这种动力不用别人去唤起,不用别人去加油。

腾讯文化:对个人而言,你觉得自己的“代表作”有哪些?

敬一丹:如果说到我用心很多的节目,1992年的《股市风》应该算是一个,那是我在央视经济部的时候做的。这是一个6集、100分钟的节目,在今天也是很大型的节目。

当时中国股市刚刚走近百姓,老百姓对股票又新奇,又兴奋。我特别难忘的一个镜头是,在深圳,人们买股票的时候用小板凳排队,到处人满为患。证券交易所当时是一个新鲜事物,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早的那个老总居然在街头卖证券报,这都是什么情景?这就是1992年股份经济刚刚走进中国的时候,我们看到的现象。

那时我采访经常会碰到生词。股民跟我说:“如果这样的话,我就套牢了。”我一下就傻掉了,什么叫“套牢”?那是我面对的第一批中国股民,就在街头。我回头就问证券公司老板什么叫套牢,现学,然后现采访。

要说栏目的话,《一丹话题》是我用心最多的,在内容传播上最有主动意识的。虽然很粗糙,但它毕竟是国家电视台以个人的名字冠名的第一个栏目,我很在意。这个节目挺像我的,就是毛病也挺像的,局限也挺像的,缺点也挺像的。我确实在这样一个栏目里很用心。

到《焦点访谈》以后,更有团队感了。这是一个集体的栏目,不像《股市风》和《一丹话题》等我个人色彩很浓的节目。《焦点访谈》是几十人的团队在前沿作战,属于我个人的那种记忆,反倒不像早期那么鲜明了。

腾讯文化:从《股市风》、《一丹话题》到《焦点访谈》,这些转换都是你争取来的吗?

敬一丹:我特别不善于蓄谋,一般做计划也不会做很长。我不是一出发就能看很远的人,我是那个走着、看着、感觉着的人。

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很主动的人,很多选择都是被动的。比如《一丹话题》,是当时我们的主任赵化勇让我来办的,说这个言论节目就叫《一丹话题》,我还很意外。《焦点访谈》也是,孙玉胜希望我加入,我没有太多的主动选择。就是别人来发现我,提醒我,说这适合你,然后呢,我也就顺应了。幸运的是,恰好都赶上了适合我的节目。

腾讯文化:《焦点访谈》和《一丹话题》相比,最大的不同是什么?

敬一丹:做《一丹话题》时,我对选题从来没有过不自信,在经济部做的节目年年在全国获奖。

《焦点访谈》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。这是专门的舆论监督,个案,短兵相接,这时候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——我当不了这种短兵相接的记者。我并不是很有锋芒的,我在现场感觉到自己的一些能力欠缺。我会自问,怎么我就不像同事那样有锐气呢?这好像重新认识自己一样。有一些中性的节目,我倒觉得会让我稍微从容自如一点。

腾讯文化:在《焦点访谈》时,哪些瞬间让你最难忘?

敬一丹:比如说香港回归、澳门回归,当时我的感觉是,历史就在眼前。零点就要举行政权交接仪式,在接近零点的时候,我和罗京面对镜头,感觉到砰砰砰的心跳。作为主持人,你是和这个事件很近的记录者、传播者。

腾讯文化:你在《焦点访谈》二十年,心态怎么样?

敬一丹:《焦点访谈》初创时,我们办公室里经常会看到同事拍案而起,特别愤怒,有踹墙的、拍桌子的、掉眼泪的,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年轻啊,很锐,很刚,现在可能更多的是“韧”了吧。

激情容易,韧性不易,尤其是在媒体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。现在《焦点访谈》元老级的几个人,都是特别有韧性的。

韧性不是任性。当任性成为2014年热词的时候,我们央视的记者在大街上海采:“你任性过吗?”我想,这个问题会让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产生很多神回答。我真没有任性过。我的性格可能一直是保守的、克制的,真的没有很任性地去做一件什么事。回头看自己的职业选择,我觉得不能完全用“主动出击”、“激情投入”这种词。有的时候,顺应、适应,可能也是需要的。在《焦点访谈》待了二十年,我觉得我的心态平和了很多,尤其是后几年。

腾讯文化:有人说,敬一丹之在《焦点访谈》是一个特殊的存在,不够尖锐是她的一个缺点,但和其他人放在一起,也许它成为一个优点。那时的《焦点访谈》会很容易就让人觉得真理在握。你意识到了这点,并做了调整?

敬一丹:其实我到最后也没有调整过来啊。我到《焦点访谈》时意识到了,我的性格和我的职业之间,是有一个不适应的。《焦点访谈》是一个很锐的节目,但是我不够锐。我也企图调整,但是我发现人很难改变自己。

后来做了总主持人以后,我慢慢适应了。这个位置也许恰好是需要和现场保持一定的距离的。要更讲究平衡。为什么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在总主持人这个位置上呢?这个节目,在现场短兵相接的时候,可能需要锋芒毕露。回到演播室,提供背景、发表言论的时候,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,有一定的平衡感,甚至要留一定的余地。那也许到这个时候,我适应了。

早期在我们那个团队里,我也不犀利。但我让人觉得沉重,这就可能是那种刺痛和隐痛的区别吧。很有锋芒的人给人带来的那种痛感是刺痛,而有沉重感的人,表达的方式是另外一种。在中国,持久力更管用一些。我提醒自己要有韧性,跟“脆”相反的那个“韧”。

本文系敬一丹专访(上),更多内容请见明日敬一丹专访(下)。腾讯文化独家稿件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,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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